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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接受美國淪為世界第二。”這是2010年1月貝拉克·歐巴馬在首次發表國情咨文時作的直白表態，當時引起巨大反響。這一表態用一句話概括了當前美國的戰略前景。
一直處於相對衰落
幾十年來，美國一直處於相對衰落的狀態，面臨有朝一日被一個作為對手的大國超越的可能。然而，美國的主要問題不是相對衰落本身——這是隨著公司、部門、地區和國家增速不平衡而出現的自然現象。相反，美國的主要問題是沒能認識到這種狀況，無論是出於自尊、選舉算計，還是僅僅缺乏意識。
1987年，保羅·甘迺迪在他的名著《大國的興衰》中解釋說，大國的興衰正是因為大國發展速度不平衡。因此，從長遠來看，大國不同發展速度之間的關係才是決定性的。
除了幾個短暫的衰退期，美國從未停止過增長。然而，自上世紀50年代以來，美國的增長速度慢於世界其他大多數國家，所以說它一直處於相對衰落的狀態。雖然按絕對值計算美國經濟在繼續增長，但它對手的經濟增速更快。
用吃食打比方，即提供給每個人的蛋糕變得更大了，但分給美國的那塊蛋糕變得相對較小。
經濟分量和生產分量的這種相對衰落最終導致政治行動的空間縮小，原因是“過度擴張”現象。一些龐大帝國（從羅馬帝國到俄羅斯帝國）的衰落就是源於這一現象。
隨著當時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日本）經歷經濟急劇放緩以及蘇聯解體，美國的相對衰落出現了逆轉趨勢，儘管是輕微而短暫的逆轉。
接著，美國進入了一個陶醉於成為“單極世界”裡“唯一超級大國”（即“超強大國”）的時期。在這個時期，美國人認為他們可以按照自己的設想重塑世界，儘管他們不再具備這樣做的實力，並且當時新的競爭對手開始展示實力。美國的相對衰落不僅僅取決於日本的崛起，當然也不取決於蘇聯，而是取決於發展不平衡的必然趨勢。
擔憂歐亞大陸聯盟
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上世紀90年代的北約東擴重新成為國際爭論的焦點。對俄羅斯人和他們的朋友來說，北約東擴是引發一切的“原罪”，從而把普京發動的“特別軍事行動”的責任完全推給了華盛頓。
如今，如果說美國有一個無可爭議的戰略目標，那就是防止歐洲（現實地說，是德國以及/或者任何以德國為中心的集團）與俄羅斯建立任何形式的合作。
自從取代英國成為世界霸權國家以來，美國人也繼承了哈爾福德·麥金德提出的“心臟地帶”理論。這個理論本質上認為，如果東歐（也就是德國）控制心臟地帶（也就是俄羅斯），那麼它就將主導歐亞大陸，進而主導世界。
二戰期間，出生在荷蘭的美國耶魯大學政治學家尼古拉斯·斯派克曼重提麥金德的理論。他把“心臟地帶”理論演變為“邊緣地帶”理論。 “邊緣地帶”指一個由可能包圍心臟地帶的國家組成的“圈”。在斯派克曼的敘述中，控制這個圈對控制世界至關重要。這一理論後來演變成遏制政策，即在俄羅斯周圍設置封鎖線。
不過，在整個冷戰期間，遏制政策被故意歪曲了：事實上，其目的不是“遏制”俄羅斯（因為俄羅斯非常虛弱，並不構成嚴重威脅），而是遏制德國和日本——也就是說，切斷這兩個國家的親俄派手腳，把對邊緣地帶的邊境管控留給斯大林的坦克。
英國人曾經擔憂可能出現一個能夠挑戰並最終推翻其世界霸權的歐亞大陸聯盟，現在這種擔憂已經從英國人轉移到了美國人身上。正如亨利·基辛格公開所說：“20世紀上半葉，美國打了兩場戰爭，以阻止一個潛在對手主導歐洲；20世紀下半葉（事實上從1941年開始），美國接著又打了三場戰爭，以證明同樣的原則在亞洲是合理的——分別與日本、朝鮮和越南。"
2011年，弗拉基米爾·普京提議建立歐亞聯盟（這是重構俄羅斯帝國的眾多嘗試之一），使之成為“從里斯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大歐洲的重要組成部分”。時任美國國務卿希拉蕊.柯林頓很快作出坦率回應。她說：“存在一種將該地區重新蘇聯化的舉動。它不會有這種叫法。它將被說成是關稅同盟、歐亞聯盟等諸如此類。但是，我們不能在這個問題上犯錯。我們知道目標是什麼，我們正設法找到加以延緩或阻止的有效方法。”
如果說，麥金德、斯派克曼、凱南、基辛格、布熱津斯基和柯林頓所擔心的風險是，一個強大的工業大國與俄羅斯心臟地帶的勢力可能會聯合起來，顯而易見，當今對美國的威脅與其說來自歐洲或日本，不如說來自中國。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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